2月23日，《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在线发表了我院王海鲲教授课题组合作发表的题为“Air quality and health co-benefits of China’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eaking before 2030”的研究论文。该研究系统评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下我国气候政策对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和人群健康的协同效应，首次定量分析了中国提前实现碳排放达峰的潜在环境健康收益。

我国始终积极承诺碳减排，并提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气候变化减缓措施可实现大气污染物协同削减，带来巨大环境健康协同效益。全面开展气候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对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推动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团队通过融合政策情景分析、空气质量模拟、健康风险模型、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与数据，聚焦二氧化碳排放，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气候政策强度两个维度，评估了不同气候政策路径下的碳排放，及其对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和人群健康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在绿色发展路径（SSP1）和全球1.5℃控制目标下，我国可在2030和2050年分别避免约11.8万和61.4万人的PM2.5归因死亡。气候政策越严格健康协同效益越大，并且气候政策的长期协同效益更加明显。研究进一步指出，在2050年前，仅依靠气候政策的协同效应不足以实现“美丽中国”的空气质量目标，也难以抵消老龄化趋势导致的PM2.5相关死亡的上升，我国仍需持续增强大气污染防治力度，有效保护公众健康。

我院王海鲲教授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课题组研究生汤蓉和赵静（现就职于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为共同第一作者，我院丁爱军教授、黄昕教授、张彦旭教授等和哈佛大学中国项目执行主任Chris P. Nielsen为合作者。该工作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央高校基金、哈佛大学全球研究院、江苏省气候变化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关键地球物质循环前沿科学中心支持。

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2-28672-3

图1 不同SSP-RCP情景下我国碳排放达峰年份及2030年碳排放强度

 (虚线对应于我国NDC中的碳达峰年及碳强度目标)

图2 我国实施气候政策带来的PM2.5相关健康协同收益

 （a和b分别是2030年REF-RCP2.6（即维持2015年政策水平与2℃情景之差）、RCP2.6-RCP1.9（即2℃情景与1.5℃情景之差），c和d分别是在2050年的对应差值)